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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完善與進步

來源:濟南刑事律師   網址:http://www.kiaigames.com/   時間:2016-11-15 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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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完善與進步 作者:浙江開發律師事務所余天才 辯護制度是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相關法律中有關辯護制度的規定,對保障刑事案件涉案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司法公正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我們同時也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的刑事辯護制度,至今尚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缺陷弊端,這些缺陷和弊端嚴重地阻礙著司法的公正與公平,損害了刑事案件涉案當事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也嚴重影響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威信。再者,我國現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國,為了適應這一新形勢、新情況,國家正在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調整和修改,以便與國際上通行的法律制度“接軌”。因此,中國刑事辯護制度的修改與完善勢在必行。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刑訴法》應將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定為辯護人,并明確相應的訴訟權利 現行《刑訴法》第96條將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工作延伸到了刑事偵查階段,這就是俗稱的“律師提前介入”。而這種所謂的“提前介入”是相對于原來的《刑訴法》而言的。原來的《刑訴法》規定,只有當刑事案件起訴到了法院之后,律師才可以參與到訴訟中來,而在此之前的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是不能讓律師過問的。因此,現行<刑訴法>規定在刑事偵查階段律師可以參與到訴訟中來,這無疑是法律上的一個進步。但是,我們也千萬不可否認,現行刑訴法關于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的規定,還僅僅是一個能供人觀賞的工藝擺設,或者說是一個法律上的點綴而已,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步。因為從表面上看,似乎律師的權利擴大了,律師的作用進一步發揮了;對涉案當事人來說,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的法律規定,似乎多了一層人權保障;對公安、檢察機關來說,好像又多了一些來自律師的監督??傊?,現行《刑訴法》關于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的規定,從表面看同世界上一些先進、發達國家的法律更加接近。說律師提前介入的規定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是因為律師訴訟權利的擴大實際上是徒有虛名、律師的作用形同虛設,并且得不到保障。例如,1、按照法律的規定,安排律師會見在押的嫌疑人是偵查機關的義務,但法律的這一規定在偵查機關看來卻成為他們的一項權利,在對法條邏輯關系和文字的解釋上故意制造歧意,任意對律師的依法會見設置各種障礙。2、至于取保侯審就更是形同虛設,申請遞交到偵查機關后根本不給予答復,然而,“取保侯審”這一相對寬松的強制措施被偵查機關用來針對那些被事實和證據證明根本不構成犯罪或不應當受刑事追究的涉案當事人,成為偵查機關在糾正冤、假、錯案上拖時間的法律工具。3、法律上雖然規定了律師可以代為申訴,但律師既看不到案件材料,也不能調查取證,無法掌握案件事實,所謂“代為申訴”的法律規定事實上是一句空話。4、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但是沒有辯護人的身份的職能,無法提出自己的辯護意見,也根本不可能為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幫助,而僅僅是以一個律師的身份去與在押的涉案當事人見見面而已。筆者認為,象這樣的有名無實、形同虛設的“提前介入”亟待改變。如今,中國已成為WTO的正式成員國,而且,中國也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締約國或簽字國,無論從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或是國內的改革形勢,將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的法律地位規定為辯護人并明確相應的權利就顯得十分必要。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借鑒別的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規定,如日本《刑訴法》規定被告人或者嫌疑人可隨時選任辯護人;辯護人應當從律師中選任。中國澳門的刑訴法則規定,嫌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任何時刻均得委托律師;對被拘留的疑犯進行首次司法訊問時,必須有辯護人的援助。從以上這些規定來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律師在偵查階段是以辯護人的身份介入案件,并且獨立地參與刑事訴訟活動。 二、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時不應受警方監視 《刑訴法》第96條、全國人大法制委等六部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均規定了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時偵查機關可以派員在場。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與國際公約的規定格格不 入,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中明確規定:“遭到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延遲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的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是在警方能看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而我國的刑事訴訟的偵查階段,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時警方派人在場的規定,也不符合犯罪嫌疑人享有辯護權的法律精神。筆者辦過不少刑事辯護案件,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當事人時,常感受到一種尷尬和無奈,當問及當事人是否受到刑訊逼供的問題時,不是受到在一旁監控的偵查人員的警告或干涉,就是看到當事人那種不敢正面回答的既不象搖頭,又不象點頭的無奈表情。因此,如果一直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辦理刑事辯護案件的話,律師的“提前介入”將永遠是有名無實,絲毫起不到作用。 其實,讓律師在不被監聽的環境中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才真正有利于在押嫌疑人辯護權的實現,而且并不會妨礙偵查活動的正常進行。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當其因涉嫌犯罪而被捕羈押的時侯,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賦予其辯護權,他不但可以自行辯護,也有權得到律師的充分的法律幫助,這種辯護權是不容許以任何方式加以限制或剝奪的。因此,改變現行的規定,讓在押的涉案當事人能在不受監聽的環境中會見律師并得到律師的法律幫助已勢在必行。 三、須加強對律師調查取證權的法律保障,并將調查取證權提前至偵查階段 在現行的司法體制下,法律雖然承認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調查取證的權利,但是,律師的這種調查權是受到極大限制的,并且是充滿著危險的、弱不經風的。首先,根據法律規定,律師調查取證不象司法機關那樣有國家強制力作后盾,而是要以征得被調查人的同意為前提。法律作這樣的規定,實際上是確認了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訴訟地位不對等。也就是因為這種訴訟地位不對等,導致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調查取證的艱難,有為數不少的被調查人不愿向律師提供證據,因為不向律師提供證據的行為并不違法,更不可能被追究責任,反之,則可能給自已帶來麻煩。當今,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中法律何所懼,怕的是官府,而律師不屬于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沒有國家強制力作后盾,因此,面對律師的調查詢問敢于直接了當地予以拒絕。 以《刑法》306條為主要代表的法律陷井也使得大多數辯護律師面對刑案的調查取證工作望而卻步。另外,由于控辯雙方在訴訟地位上的不平等,一部分偵查、檢察人員的思想中總是認為自已是在代表國家追究犯罪,不能接受律師對其工作質量進行監督和檢查,說穿了實際上是一種對人權的漠視。還有一些偵查、檢察人員官本位思想嚴重甚至有一種陰暗心理,對律師心存職業歧視,總想著對律師進行職業報復或陷害。據統計,近幾年已有近200位律師被公安、檢察機關分別以偽證罪或妨害作證罪追究過刑事責任,但其中絕大多數最終被宣告無罪。筆者認為,法律應當規定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地位平等;規定律師的取證和辯論享有刑事豁免權;廢除法律條文中給律師設置的職業陷井;禁止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活動進行偵查。 另外,筆者認為,法律應將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從審查起訴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這樣做更有利于及時糾正錯案。因為我國的體制很容易使公、檢、法形成“兄弟單位”并協調一致作戰的局勢,在這三個機關的關系問題上,互相維護、互相支持的因素較多,而互相監督和互相制約的因素較少。一個錯案如果涉案當事人被羈押的日期越長、經過的程序和經手的部門越多,那糾正的可能性就越小。因為是要涉及到錯案責任問題,所以,“兄弟單位”之間將會互相包函,堅決頂住,有錯也不糾。這幾年在全國范圍內揭露出來的數十起錯案、冤案的發生均是這樣形成的。因此,將律師調查取證權提前到偵查階段對及時糾正錯案、冤案是有益的,這是因為偵查階段是在刑事訴訟各階段中的第一階段,涉案當事人被羈押的時間也不長,給其造成的損害相對較小,社會影響也不大,總之,還不到“騎虎難下”的地步,此時如果有一定的證據證明涉案當事人無罪的話,偵查機關還是愿意糾正錯誤的。 四、對刑訊逼供這一封建司法頑疾必須予以徹底根治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司法制度里,刑訊逼供被封建統治者認為是一種合法的取證手段,用刑訊方法取得的口供被認為是有效證據。因為封建司法官認為“口供乃證據之王”,口供可以反映出被刑訊者實施犯罪行為的全部主客觀要件。刑訊逼供現象存在于封建社會的司法之中,是與當時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在人類已進入文明社會的今天,一切落后、殘酷和野蠻的審訊或取證方法都應當受到摒棄。 雖然,在我國的《刑訴法》中也有“嚴禁刑訊逼供”、"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規定,在《刑法》中也規定了刑訊逼供罪,但是從司法實踐看,刑訊逼供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聞媒介所揭露出的因刑訊逼供而造成的錯案、冤案已不再被人們感到新鮮。筆者認為,刑訊逼供這一司法頑疾之所以在今天仍存在于我國,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1)刑偵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不能適應當前犯罪行為智能化、隱蔽化的趨勢;(2)“口供是證據之王”的觀念在為數不少的司法工作人員的思想中仍然存在;(3)逼取口供比收集其他證據容易;(4)急于破案,尤其是一些社會影響大的惡性刑事案件,偵查人員急于向社會和上級領導有個交待。由于上述因素客觀存在于刑事偵查的實踐中,所以在當前刑訊逼供大有愈演愈烈的態勢[云南昆明公安局戒毒所的民警杜培武案件最為典型]。 盡管當前的刑事偵查中刑訊逼供仍客觀存在,但是,這種以受訊人的身體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的刑偵手段實在與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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